本文围绕周璇存世不多的书信展开，详细讲述了一封她写给成都女友未寄之信的确认过程、信中涉及的人物背景，以及此信未寄背后与“严周婚变”的关联，还提及周璇找贺绿汀表达想去新四军的事。
在华语影坛璀璨的星空中，周璇无疑是一颗耀眼的明星。然而，她的书信存世数量却并不多。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1950年她怀孕回沪后写给李厚襄的九封信件。其次，是1935年至1957年期间她写给义父丁悚的十二封书信。此外，还有一些散落在故纸堆中，有待进一步甄别确认的信件。而最近，我从中成功确认了一封特殊的信件。
之所以说是“确认”，是因为早在三年前，我就曾见过它的抄本。这个抄本被收录在1941年6月30日出版的《严华周璇婚变特刊》第三号中。据记载，这封信是周璇于同年6月12日写给成都女友的未寄之信。当时，有心之人将其当作证物公开，并对周璇离婚的动机进行了分析，在分析中透露出对严华的同情之意，所以那时我对这封信的真伪略存怀疑。
周璇在新华歌剧社时有一位闺蜜，名叫徐健。当我们回看这封信的内容时，可以发现周璇提到的徐健，正是她在新华歌舞社时的闺蜜兼同事。1935年，“新华社”前往杭州进行公演。当时，他们“为笕桥航空学校邀往参加同学会，徐乃获识该校学生张伟华”。到了第二年，徐健与张伟华完婚。抗战爆发后，张伟华“随军转入大后方，参加空战”（《快活林》1947年第59期7页）。在徐健成为全职太太，居住在陪都的那段时间里，周璇逐渐成长为影坛巨星。
1941年初夏，周璇不知出于何种缘由，决意离开孤岛，前往大后方。她先是给徐健寄去了一封航空信，可又担心许久未联系的徐健已经更换了住址。于是，她又给傅燕影写了另一封信。她这么做的目的，都是为了给自己在重庆物色一位地接人员。
相比之下，周璇似乎更信任徐健。我在翻阅傅燕影的资料时发现，在她与万承烈订婚（见1940年11月20日《申报》《新闻报》）、结婚（见1941年3月5日《申报》《新闻报》）的两份启事中，都出现了徐健丈夫张伟华的名字，他在其中担任媒人。更为巧合的是，万承烈和张伟华都是飞行员（《中国的空军》1947年第103期）。由此可以推测，周璇认识傅燕影很可能是徐健介绍的。另外，傅万联姻时，登在上海两大报的启事上有“在蓉举行结婚典礼沪宅敬治菲席”的字句，这恰好与信封上的成都地址以及周璇的附言：“在未走之前，一定到你家里去一趟，也许好伯伯有什么事。”相呼应。原来，即便是大明星托人办事，也同样讲究人情世故。
1941年，周璇留下了百代录音留影。记者张振华当年对这封信未寄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他得出的结论是：“出事前两天，周璇同蒙纳到过房爷那里去了一次，这傅燕影的一函，就此没有发出。”（《影星专集》1941年7月5日第1期）也就是说，周璇在6月12日写好了信，但在14日被柳中浩洗脑之后改变了主意。到了16日下午，她携带着存折不告而别。从这个角度来看，柳中浩才是制造“严周婚变”的罪魁祸首。这种逻辑，明显是在为严华服务，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封信会由《力报》首发，毕竟《力报》是婚变之后极少数同情严华的媒体。《影星专集》的编者还透露了这封信的后续情况：“被丁悚先生拿去。”之后，这封信便如流入忘川一般，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想起贺绿汀晚年为《我的妈妈周璇》一书作序时，曾提及皖南事变后他离开重庆，经香港到上海，隐居在新闸路等待交通接应去苏北参加新四军。当时，周璇不知怎么找来，一见面就恳切而坚决地对他说：“这个短命戏我不拍了！跟你走，到新四军去！”从她的话语中，可以明显听出她对自己目前的工作和所处的环境并不满意。我曾试图考据周璇突访的时间，《贺绿汀传》记载贺老是1941年5月13日离开上海前往苏北，而在《蔡楚生文集》的第三卷中，贺绿汀在蔡楚生1941年5月22日的日记里还在香港。重读周璇的这封信，我推断她去新闸路找贺绿汀，应该发生在1941年的6月上旬。
本文通过对周璇一封未寄之信的深入剖析，展现了周璇在特定时期的社交关系、人生抉择以及背后复杂的情感纠葛。从信中我们能了解到周璇的人际关系网络，如她与徐健、傅燕影等人的关联，还能探寻到“严周婚变”背后可能存在的原因。同时，周璇向贺绿汀表达想去新四军的事，也反映出她对自身现状的不满和对新出路的渴望。这些内容为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周璇提供了珍贵的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