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围绕我国当前消费情况展开，国家出台《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以扩大国内需求。21 世纪经济报道就如何提振消费信心、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等问题专访了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他对消费结构、政策影响、补贴措施、不同群体增收途径及服务消费潜力释放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
在当前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受到了广泛关注。3 月 17 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临介绍，日前出台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亮点颇多。该方案注重供需两端综合发力，一方面从供给侧优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另一方面从需求侧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同时，方案统筹促消费和惠民生，旨在让消费者既能享受到消费带来的满足感，又能在生活质量上得到提升。并且强化了消费政策协同，使各项政策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消费市场的繁荣。
政府工作报告更是把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列为今年各项重点任务之首，并明确提出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这充分显示了政府对消费领域的重视以及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心。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今年前 2 个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比上年全年加快 0.5 个百分点。其中，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带动了相应品类商品零售额较快增长。
为了深入探讨如何提振消费信心以及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的可行途径，21 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了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李迅雷认为，财政在进行补贴的时候，需要进行严谨的论证计算。要明确多大的财政增量投入才能使今年的消费出现新的增量，这就需要综合考虑市场的需求弹性、消费者的消费倾向等多种因素。同时，也需要考虑长远，注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因为这是消费持续增长的基础。
“量的问题很重要，如果补贴方面到位的话，消费未必是个慢变量。”李迅雷强调。
（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消费增速超 5%：今年 GDP 增长关键
《21 世纪》：今年 1 – 2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83731 亿元，同比增长 4.0%，延续修复态势，当前消费结构中有哪些重要支撑？今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是什么？
李迅雷：去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了 3.5%，今年前两个月同比增长 4%，有 0.5%的上升，这表明目前整体消费复苏势头良好。从去年第四季度以来，消费就出现了一定的回升。
从消费结构来看，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体育、娱乐用品消费大幅增加，这反映出消费者对健康和娱乐生活的追求。家电、家具、通讯器材等增长也达到两位数，说明消费者对品质生活的需求在不断提升。汽车品类消费有所回落，可能与市场饱和度、消费政策等因素有关。食品类消费比较稳定，因为这是生活的基本需求。一些具有周期性特征的耐用消费品前期消费多，后期消费相应会减少。此外，目前服务消费占比较低，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文化娱乐方面消费空间相对较大，例如《哪吒》内地票房突破 150 亿元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这显示出文化娱乐市场的巨大潜力。
从前 2 个月数据看，房地产的总体需求量有所回升，稳楼市方面应当有更大力度的举措。因为随着楼市稳定，家装、家电、电梯等相关的产业品类需求也会迎来上升，从而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
同时，今年前两个月的出口增长有所回落。因此，我们认为，消费增速今年全年达到 5%以上，可以确保今年 GDP 目标的完成。国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提振消费专项政策，后续政策落地仍需要多方努力，包括政府部门的有效执行、企业的积极配合以及消费者的积极响应。
《21 世纪》：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提振消费置于全年工作任务之首，并强调要“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发力消费如何平衡短期刺激与长期结构改革？
李迅雷：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去年效果比较好，例如提供 1500 亿元的补贴，对应的消费达到 1 万亿元，尤其带动了家电、电动车、手机等消费的明显增长。
今年，财政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规模增加到 3000 亿元，如果 3000 亿元的额度全部使用，实际对应的是 2 万亿元的消费，对于消费拉动大概能达到 4 个百分点，今年比去年增加 1500 亿元的补贴规模，实际上对消费的拉动增加 2 个百分点。
不过，关键在于怎么去区分这是政策拉动的新增量，还是消费者本身就需要购买的。同时，也要考虑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对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有没有拉动作用。目前，“以旧换新”主要是一些可选消费品，而大米、食用油等生活必需品没有被囊括。因此，“以旧换新”政策对中等或中等偏上收入者可能更有意义，政策还有优化空间，可以考虑将更多的生活必需品纳入“以旧换新”范围，以更好地惠及低收入群体。
全面优化消费补贴
《21 世纪》：此前通常把消费作为慢变量。你认为在提升消费内生动力方面，精准施策的方向是什么？
李迅雷：此前把消费作为慢变量，是因为消费和收入紧密挂钩，收入增长自然会引起消费的上升，收入增长的速度不够快，对消费的贡献也会减少。
要增加居民收入不能一蹴而就，例如社保补贴增加等方方面面的政策都是有作用的。进一步要关注的是，补贴的额度到底有多少？例如，今年将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在去年的基础上每月再提高 20 元，这对消费有拉动作用，但拉动作用比较有限，因为它的大概规模是 500 亿元左右的增量。
所以，我认为进行补贴的时候，首先，一定要进行论证计算，到底多大的财政增量投入才能使今年的消费出现新的增量。其次，一定要考虑长远，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或者居民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对提振消费是有利的。
关键是政策力度要更大一些，量的问题很重要，如果补贴方面到位的话，消费未必是个慢变量。快慢之间可以转换，这个转换最终取决于补贴的规模大小。除此之外，消费场景的改善也很重要，但关键还是总的规模。
虽然不能保证发的钱或补贴一定会拉动消费，但应当有一定的包容度。
进入大数据时代，我们可以通过数据进行测算什么样的政策补贴方案更加有利，但必须有一种补贴方案作为前提。如果对补贴的效果陷入困惑，最终放弃补贴，这样消费仍然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因此，我认为要比较大胆地进行尝试，不要患得患失。
对中低收入人口精准施策
《21 世纪》：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增收，对提升消费潜力有哪些积极作用，和县域消费的潜力有怎样的关系？
李迅雷：近年来，县域消费和农村消费的增速快于大城市，发展农村消费的潜力是比较大的。我国农民的体量不少，政府方面可以通过精准的补贴方式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我认为精准施策是非常重要的，农村人口的边际消费倾向比城市明显更高，因此对于农村人口的补贴力度应该更大。例如，我们一直提如何解决 3 亿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如果能逐步解决或边际改善，对提振消费也会起到很好的作用。消费背后更深的结构性问题和城乡融合乃至未来城市化是紧密相关的。
《21 世纪》：有哪些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的可行途径？
李迅雷：202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现实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导致部分企业招聘和给员工涨薪的意愿不强。在这样的背景下，职工尤其是中低收入职工的工资性收入能否合理增长，失业人群能否及时足额领到失业保险金，对于提振消费政策的效果会有重要影响。
建议一方面优化国有企业工资总额制度，积极发挥国有企业的稳就业职能。为更好发挥国企承担的社会职能，建议适当优化国企工资总额制度，包括探索将超额利润按比例计入工资总额、将国企招收应届高校毕业生所形成的工资费用单独列支不计入当年工资总额等；另一方面，优化失业保险金领取流程。可通过简化失业认证程序、适当提高失业金发放标准等，增加对失业群体的支持。
《21 世纪》：在增收减负方面，当前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方面存在哪些实际困难，未来哪些措施最为关键？
李迅雷：我认为不要过于把财产性收入放在提振消费的重要位置，它最多起到辅助作用，更多还是希望通过各种形式对中低收入人口进行补贴。
首先，对财产性收入的增加要慎重。中国居民中真正有财产性收入的占比并不高，大家都有房子并不相当于有财产性收入，大部分居民的房子是用来自住的。
其次，股市是一个投资复杂度程度比较高的市场。有研究表明，即使在牛市中，许多个人投资者由于诸多原因也不一定能赚钱。通过股市的长期投资来获得财产性收入的一个大前提是上市公司盈利增速要提高，这才是大牛市的基础。
因此，对于一般的人口和群体，无论中等收入还是中高收入，都可以通过各种的补贴或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来促消费。如果没有达到预定效果，也可以对低收入群体分发食品券。
《21 世纪》：《提振消费专项方案》还强调，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如何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力？
李迅雷：近年来，从数据上看，我国总体服务消费增长速度要超过实物消费，这也证明我国在消费场景方面的建设确实不错，服务消费有明显的提升。
服务消费与城市化是紧密相关的。目前，北京、上海等城市存在人口户籍的限制，如果取消这种户籍限制，对于发展服务消费是有利的。大城市的服务消费有规模效应，在县域层面则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因此，如果要发展服务消费，要出台一些鼓励人口流动的相关政策。人口越往大城市集中，拉动服务消费增长就越快。例如，农民工市民化做到哪个程度，还应当去仔细分析、制定政策。
本期编辑 江佩佩 实习生蒋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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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围绕我国提振消费这一核心话题展开。通过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介绍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引出消费领域的重要性。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接受专访时，对消费结构、政策效果、补贴措施、中低收入群体增收以及服务消费潜力释放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消费增速达到 5%以上对今年 GDP 增长至关重要，消费补贴需精准施策、全面优化，要注重对中低收入人口的精准扶持，同时通过政策引导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整体来看，提振消费需要多方面协同发力，综合施策以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