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围绕中国古代铜镜的使用方式展开，通过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中的场景引出铜镜主要使用方式，以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周亚的讲座为线索，结合众多考古出土文物和历史资料，详细介绍了手持和置放两种铜镜使用方式的具体形式及发展情况。
在英国大英博物馆中，珍藏着一幅传为东晋时期顾恺之所绘的《女史箴图》。这幅珍贵的画作生动地记录了当时人们使用铜镜梳妆的情景。画面中，右侧有一人手持铜镜，正专注地对着镜子端详自己的容貌；左侧则有一人跽坐在悬挂于镜架上的铜镜前，身旁的侍女正细心地为其梳理头发。
《女史箴图》
《女史箴图》上的这一场景，宛如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了解中国古代铜镜使用方式的大门。它集中展现了中国古代铜镜最主要的两种使用方式：一是手持，二是用金属、木质或其他材质的装置放置或支撑铜镜。
就在昨天，上海博物馆与新民晚报联合举办了“上博讲坛第五季第一讲”。在这场讲座中，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周亚以“中国古代铜镜使用方式的文物考古资料观察和分析”为题，借助丰富的考古资料，深入阐述了铜镜主要使用方式中的各种具体方法。
以往，对于铜镜的研究大多聚焦于铜镜背面的纹饰，或者是铸造技术以及分析断代。然而，铜镜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日用品，它与人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
周亚研究员认为，铜镜的使用方式正是连接人和铜镜之间关系的重要媒介。手持铜镜是流传下来的一种常见使用方式，并且它又可以细分为几种不同的形式。第一种是手持镜柄照镜子；第二种是手握绶带，也就是在铜镜背面的纽上扎一条丝制品或者纺织品；第三种则是最为普遍的，手捧镜子。
圆镜加长条形手柄或许是铜镜最初的结构样式。周亚举例说明，1976年在青海贵南县尕马台25号墓出土了一面公元前2000年左右齐家文化的七角星纹镜。这面铜镜的镜钮已经残损，不过镜的边缘有两个小孔，一般认为这两个小孔是用于系绳穿挂的。它可以说是目前所知中国古代铜镜中最早的有柄铜镜。
齐家文化七角纹镜
在东汉的武梁祠中，有一幅石雕描绘了“梁高行割鼻拒聘”的传统故事。传说梁高行是一位容貌出众的寡妇，许多人都争着聘她，甚至当时的梁王也向她求婚。为了坚守所谓的贞烈，她毅然割掉自己的鼻子，使自己变成丑女，拒绝受聘。在这幅石雕中，她就是手握着后面的一根绶带来照镜子。
东汉武梁祠石雕
1972年，在湖南省长沙马王堆西汉一号墓出土了一件铜镜。这面铜镜的镜钮上穿系有两条绛色丝带，这两条丝带由两股纺织品交叉编成，工艺复杂且长度较长。
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一号墓出土铜镜
辽宁库伦辽代一号壁画墓墓道北壁有一组描绘墓主出行的图像。在画面中，女主人临上鹿车前还不忘对镜整容。从画面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仅有侍女双手捧镜，而且女主人自己也双手扶镜。由此可见，双手捧镜应该也是手持铜镜的方法之一。
库伦辽代壁画墓北墓道壁画
除了手持之外，将铜镜置放于金属、木质或其他材质的镜架、镜台上，是铜镜使用时最为常见的方式，这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使用的手机支架。
到了宋代，出土了类似的所谓香炉形镜。这种香炉形镜的背后有一个象鼻腿式的镜撑，它是连铸而成的，使用时可以直接搁在桌上。
福州茶园山南宋许峻墓出土香炉形镜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南宋时期月宫镜，镜下有卷云形镜托，镜钮上连铸有一根活络的铜支柱，打开它就可以将铜镜支撑起来。
上海博物馆藏南宋带支架月宫镜
中国古代镜架的产生应该是在战国晚期。最早的镜架是2002年湖北枣阳九连墩战国中期楚墓中出土的漆木梳妆盒中的镜架。该梳妆盒由两块木板雕凿铰接而成，盒内相应部位挖孔以置放铜镜、木梳、脂盒、刮刀等。盒上下两面各有一个可以竖立或平置的活络镜架，其支架作瓶形，托架为两端略高的凹字形。
湖北枣阳九连墩战国中期楚墓中出土的漆木梳妆盒中的镜架
在东汉以及随后的三国魏晋时期的一些画像中，镜架的漆木立柱中间无一例外都有一个长方形的托盘。不仅《女史箴图》上镜架的中间有一个长方形的漆木托盘，1954年山东沂南县北寨村出土的东汉晚期墓中画像石上镌刻有一人手持镜架的图像，图像中镜架的立柱中间同样有一个长方形的托盘。
敦煌61窟两幅壁画中描绘有类似的三足镜架。虽然壁画中表现的是铜镜正面悬挂在三足镜架上，我们无法知晓铜镜的具体悬挂方式，但它足以证明当时存在三足支架式镜架。
敦煌61窟五代壁画中的三足镜架
自宋代以后，铜镜使用时的置放方法不再局限于上述的几种。不过，能找到的其他置放方法的相关材料大多比较单一，数量也相对较少。这也许意味着铜镜置放方法出现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本文通过对《女史箴图》的场景分析以及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周亚的讲座内容，结合众多考古出土的铜镜及相关文物资料，详细介绍了中国古代铜镜手持和置放两种主要使用方式的具体形式和发展历程。从早期的手持铜镜的不同形式，到后来镜架等置放方式的出现和演变，展现了中国古代铜镜使用方式的多样性和发展变化，也为我们了解古代人们的生活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