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聚焦高校生物医药成果转化与企业合作这一热点话题，介绍了3月江苏和云南在该领域的新动态，分析了校企合作的模式、面临的壁垒与困境，探讨了产学研协同深化的路径和重要性。
在当今医药市场中，将高校的生物医药成果进行转化，并与企业达成合作，正日益成为行业关注的核心焦点。这种合作模式不仅有望推动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还能加速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进程。
3月12日，江苏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基金集群首只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基金成功落地，基金规模高达5亿元，并已在南京江北新区完成注册。这一举措为高校生物医药成果转化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也彰显了地方政府对该领域的重视。
同日，云南省生物药转化与评价技术创新中心（筹）在昆明正式揭牌。该省级技术创建中心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承建，康乐卫士（昆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国药集团昆明血液制品有限公司参建。其建设期为2025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总计3年，获批总预算1000万元，其中云南省科学技术厅支持500万元，自筹资金500万元。该中心旨在推动更多优质生物医药创新成果落地转化，为云南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目前，高校与生物医药企业的合作模式愈发丰富多样，涵盖了校企共建实验室、技术转移、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与此同时，政府也在积极推动高校与企业的合作，通过出台相关政策进行引导，并给予资金支持，以促进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这些举措共同促成了生物医药产业的持续发展。
上药集团总监柯樱在今年BIOCHINA2025（第十届）易贸生物产业大会“打通校企合作之路，赋能产业创新”上指出，药物研发的原始创新是一个“基础科学研究 + 应用科学研究 + 产业转化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目前全球重磅产品的技术来源中，大约有80%的产品直接或间接源自院校的基础研究成果。据统计，2022年全球销量TOP10药物排行榜中，有2个直接引进自高校院所，6个引进自高校人才主导的初创公司。这充分显示了高校在生物医药研发领域的重要地位。
尽管高校成果转化一直备受重视，但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仍存在诸多壁垒和困境。
多位高校专家和企业方人士在上述会议现场表示，面向未来的校园与企业合作，基础临床生物医药产业复合型人才是关键因素。当前，教授创业开公司与企业人士存在明显差异，高校教授在创业方面成功的只是少数，且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因此，需要高校与企业协同努力，既要推动研发走出高校，也要促进成果的有效转化。
那么，打破校企合作壁垒究竟难在哪里呢？
上海交通大学药学院院长张翱表示，在新质生产力发展态势下，传统校企合作模式存在显著的双轨制困境。以前流行的“实验室─PCC/IND（候选药物或临床批件）技术转让”的路径正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科研院所的研发经费增速与生物医药行业研发成本增速形成剪刀差，导致项目推动缺乏持续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教授主导的课题或许创新性很高，但课题组或科研团队的研发效率远低于企业工业化平台，使得很多项目错过最佳发展时期。
柯樱则指出，产教融合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学术界的科研完全是探索未知，以兴趣驱动。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断探索未知、提出假设、验证假设，然后沿着既定道路继续前进。而企业则不同，企业需要发展、需要获取利润与销售额，既要对股东负责，也要回报市场。因此，企业的研发战略目标是以公司战略为主导确定主要任务，再进行不断拆解，然后有组织、有纪律、有计划地推进，甚至可能会出现砍掉管线的残酷结局。
即便高校与企业打通了合作的壁垒，在合作之后，仍然面临沟通成本的挑战。
广州国家实验室研究员&病原体结构与临床应用创新研究院院长彭伟以自己实验室的项目举例，他表示目前项目进展顺利，也有自己的专利转化到自己孵化的公司。在和企业的具体合作中，他们有相应的程序，包括企业提出需求，早期阶段可能围绕企业的潜能，也根据实验室自身的想法，将产品做到一定程度，从而转化给一个又一个企业。从形式来讲，早期的校企合作往往双方能够达成互信以及团队互补，并一起投入资本，将合适的产品孵化，相对容易做好。
图源：图虫
彭伟直言，“有些时候，不一定与企业合作项目推进就更快，两个团队合作会遇到沟通障碍、双方意见也不能完全达成一致，甚至有时候项目owner（所有者）是谁都定义不清楚，反而耽误进度。专利给企业了，但他们不投入，我们也只能干着急。因此，我们更中意的项目，更希望自己主导。”
产学研协同亟待深化
校企合作是生物医药行业的长期发展趋势，它不仅能够为企业输送专业人才，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生物医药领域产学研的深度融合，推动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
张翱强调，“我们必须重构创新价值链的时间节点耦合机制。”当前正推动“反向需求牵引”范式转型，通过建立新概念验证、早期项目孵化等校企合作新机制，将成果转化窗口期从传统IND节点前移至新概念提出、新靶点确证、先导化合物发现阶段等早期阶段。利用企业在资金、平台、产业化等方面的资源优势，能够更加高效地推进项目进展。这种前置化协同模式在上海交通大学药学院试点中已取得显著成效，2023年校企联合申报专利转化率提升至67%，较传统模式提高2.3倍。
张翱进一步指出，中国正在经历从“学术创新驱动”到“市场需求主导”的范式迁移。数据显示，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率长期徘徊在低水平，而企业主导的研发项目产业化成功率可达35%以上。基于此，在新质生产力下，构建升级版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耦合机制十分必要。
这背后实际上更体现出我们对真正的原创新药的迫切需求。
柯樱表示，“尽管中国科学家在顶级期刊发表的数量急剧增加，但我们真正贡献的原创新药的数量还处于较低水平。这说明我们的基础研究很强，但工业界，也就是我们的研发和转化能力仍然需要提高。从整个产业生态来讲，BigPharma的优势是将临床转化为商业化的能力，Biotech的优势则是从靶点到临床，尤其是在中国市场，这种分化非常明显。如果我们想做真正的原创、真正有临床价值的产品，就不能割裂发展，而是要学术界、工业界协同合作，完成价值创造。”
张翱表示，“基于企业产业发展需求，由学术界提出破解问题的新理念和新路径，建立早期概念验证中心或孵化中心，由企业早期介入资助，构建创设风险共担的IP共享池模式，尽早确证可优先发展项目，再通过成果转化或共同推进等模式，把项目快速推进至产业化。”这种企业早期介入、项目推进优先的发展模式已被纳入《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3 – 2025）》。上海医药集团和上海交大联合共建全国重点实验室，正是基于这一理念，推动大学基础研究尽快实现产业化、同时推动企业新药研究的原始创新，进而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间的距离，实现产教、科教深度融合，构建我国生物医药创新发展新生态。
美迪西首席科学官彭双清则从企业角度提出，希望未来能够持续促进高校与企业合作。“我们学术界的学术活动基本上是偏向于学术界内部的交流，而像我们目前召开的这种行业会议，实际上来自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相对较少，或许我们应该加强学界与产业界的交流，让科研院校捕捉到业界需要解决哪些创新方面的问题。”
本文围绕高校生物医药成果转化与企业合作展开，介绍了近期江苏和云南的相关成果转化举措，分析了校企合作的多种模式和政府的推动作用。同时，深入探讨了校企合作存在的壁垒，包括传统模式困境、产教融合难题和沟通成本挑战等。最后，强调了产学研协同深化的重要性，提出了重构创新价值链、构建升级版协同创新体系等建议，以促进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和原创新药的研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