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围绕亚当·斯密展开，介绍了他在英格兰银行纸币上的肖像以及其思想在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中的体现，探讨了他对后世经济学家的影响，分析了他遗留的思想财富，即把富裕同自由结合在一起。
在英格兰银行发行的20英镑纸币上，印着亚当·斯密的肖像。这一举措无疑彰显了他在历史长河中那经久不衰的影响力。然而，现实却有些讽刺，大部分使用该纸币的人，即便留意到了这幅肖像，恐怕也并不清楚画中人究竟是谁。
亚当·斯密被大众熟知，或许是在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盛行的“自由市场经济”时代。对于一部分人而言，这是对他的高度褒奖；但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将他与这些经济理念关联起来，似乎成了一种过错。事情远不止名字被象征性地抬出那么简单，这里面存在着偶像“斯密”和思想家“斯密”的区别。他的思想之所以被从文化或意识形态角度利用，更多是基于当时的政治观点需求，而非其卓越才智的直接影响。
撒切尔主义是对英国主流政治的一种回应，里根经济学则是“冷战”时期的有力武器。在这两种情形下，他们都将“自由市场”和奉行不干预主义的政府视为履职的重要工具。而亚当·斯密作为最早提出这些理念的思想家，自然也被卷入其中。于是，他被拉来作为才学证明或者理论起源。尽管这种选择带有一定的机会主义性质，但也并非毫无道理。
斯密如何影响后世的经济学家
和卡尔·马克思、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等偶像派思想家一样，斯密的著作往往被频繁引用，但真正深入阅读的人却不多。当代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其基本准则与斯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主题却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一个显著标志是，人们对经济学本身的历史兴趣越来越淡。
例如，在众多有关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书籍里，斯密仅仅被提及一次。这种变化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任何试图从当代经济理论角度去研究《国富论》的尝试，相对而言都没什么实际价值。主流的正统理论高度依赖复杂的数学公式进行技术分析，这些公式源于简化、抽象化的人类理性“模型”。而斯密从不使用统计学或其他计量方法，他在《国富论》等著作中，对人类行为方式进行了复杂而深刻的阐释。他甚至在《国富论》里说过，自己“对政治经济学没多大信心”。
那么，斯密为何会被尊称为“经济学之父”呢？虽然无法考证首次使用这个称呼的时间，但在19世纪末，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评价中就已体现出这种态度。马歇尔认为，《国富论》是“经济学上迈出的最伟大的一步”，因其兼具知识的广度和判断的中肯性。斯密被赋予“家长”地位，是因为他提出的指导原则至今仍具有基础性地位。当然，这只是在“原则”层面上，毕竟21世纪与1776年的世界已截然不同。
这些原则虽数量不多，但都是基础性的。其中包括承认“天赋自由权”，即“每个人”都“完全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其必然结果是“当权者被完全排除监管私人产业的责任”，因为承担这样的义务并非任何“人类智慧和学识”所能胜任。此外，斯密认为政府的任务总体应限于外部防御、内部秩序和提供“公共工程”，并且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所产生的结果通常优于某些预设的结果。这些原则是“自由市场模式”的核心，撒切尔和里根在实施他们的计划时采用的正是这种模式。不过，这种模式的理论基础并非由斯密直接提供，而是由那些与“新右翼”关系密切的经济学家提供的。
克雷格·史密斯把斯密对“新右翼”的遗留影响简洁地分为三支：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以詹姆斯·布坎南为代表的“弗吉尼亚学派”和以弗里德里克·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这三派的代表人物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弗里德曼所推崇的“斯密”强调天赋人权，强调人们被允许自谋私利所带来的好处，他援引“看不见的手”作为理论支撑。布坎南眼中的“斯密”是那位不信任政府的思想家，重视构建法律框架。在这三人中，哈耶克不仅是最了解斯密的，还是他最具影响力的拥趸。哈耶克眼中的“斯密”是“古典自由主义”哲学家。他认识到个体理性的局限性，认识到社会秩序会自发产生，由此为批判计划经济或干预经济提供了基础。哈耶克最有名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被誉为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然而，尽管这些有助于解释斯密的当代形象，但仍然是片面或不完整的。
当今一些经济学家认同这样的观点：尽管斯密的方法和假设与当代主流经济学采用的方法和假设之间存在明显的鸿沟，但确实存在贯通鸿沟的桥梁。其中有两座桥特别值得一提，其代表人物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们既重视《道德情操论》也重视《国富论》。
第一座桥是行为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的发展。其中一位领军人物弗农·史密斯，毫不掩饰地公开赞誉自己的姓氏。这类经济学不太关心在理论上人们作为理性行为者应当如何按部就班地实现其目标（或用行话说，效用最大化），而是更关注他们实际上如何行动。为了评估行为，实证经济学家设计了各种各样的场景或“游戏”。例如“独裁者游戏”设定，给一名玩家10美元，但其中的一部分要分给另一名玩家。根据主流理论，会有人给出1美元，也会有人接受1美元，因为有1美元总比没有好。然而，当真正进行游戏时，结果并非如此，给得少了往往会被拒绝。《道德情操论》中概述的相互影响，比如求得认同的渴望，似乎可以用来解释这种行为结果。
第二座桥由阿玛蒂亚·森所造。他为近期流行的一版《道德情操论》作过序，在自己的经济学思想里批判了主流正统学说，尤其是对理性理解的狭隘性。按照森的解释，斯密强调的是市场的不完美，而不是在看不见的手操控之下理论上的完美。森进一步发现斯密十分关注贫困和匮乏所造成的影响，他将斯密视为他“能力”方法的先驱，“能力”方法特别关注人们对自己想要如何过活进行有效决策的实际能力。
斯密遗留的思想财富：把富裕同自由结合在一起
将斯密与自由主义联系起来，比单纯推崇他对自由市场原则的启发更具争议性。这种看法太过局限，因为最好要“整体地”理解斯密的思想。斯密认为，“经济”活动发生在社会里，那些进行以物易物、讨价还价、交易的个体都是社会化的存在。《道德情操论》的核心要义是，社会化必然也是一种道德化。因为有父母、伙伴以及整个社会环境，每个人都学会了如何“融入”、如何举止得体。要进行交易，不仅要有某些形式的交流，还要有公平的理念作为前提。
这意味着，斯密认为经济活动并非处于某种“道德真空地带”。但他并不认同长期以来存在的道德经济学的说法。那种观点建立在特定的“美好生活”理念之上，矮化了经济学的地位。它做了道德判定，认为纯粹的经济活动不如真正的或完全的人类哲学或政治活动那么令人有满足感。它把“经济”仅仅定位为“手段”（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活下去，动物和奴隶就是这样），而不是“目的”——让人类活得有价值。
这类所谓的美好生活被视为堕落或低俗地追求物质上的愉悦，比如渴望有一件亚麻衬衫、新鲜的面包或是一个舒适的家。假若这些道德低下的经济手段凭其自身得到重视，那么就会被谴责为道德堕落或违背道德。斯密反对这套说辞，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经济做了道德“免疫”。
正如斯密对屠夫基于自身利益卖肉没有丝毫不安，他对银行家同样基于自身利益开展业务也毫不反对。但是，将此视作把道德与经济分割开就错了。斯密的确认为由个人自行决策能最好地推进社会福祉，因此他反对试图集中指导“市场”。然而，他真正反对的是试图指导个体行为，干预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追求其目标的“天赋自由权”，当然，这些个人行事需约束在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这样允诺个人自由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立场。从这个角度看，国家权力当局不能强行决定其公民去从事或不得从事什么工作，或者是他们可以穿或不能穿什么样的衣服。道德哲学教授斯密（他在《国富论》扉页上如是自称）从未放弃过这一观点。
事实上，斯密从未将道德同经济学割裂开来，这为后来继承他理论的自由主义思想奠定了基调。自由主义是一座由许多房间构成的大宅，斯密这一间贡献的是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与有些人难免比其他人更富有的实际情况是相容的。但这与因出生或因继承了头衔而不同或具有特权是不相容的。他致力于自由的平等权和平等的受尊重权——搬运工和教授一样享有这些权利。每个人都应自由地在这个世界上走自己的路。当权者应当尊重这种自由，而不要擅自以那些他们知道得更多等似是而非的理由，去干预个人的人生旅程。
在斯密看来，个人自由并非独一无二的基本原则或道德观。其本身的价值不如其所带来的可能性的价值。这是从他的道德理论推导出来的。个人都是社会性的存在。与自由主义大厦中其他房间不同，斯密房间里的个体不是独立的存在，他们的行为可以在其所处社会环境中被独立地理解，或者说他们在社会责任之外拥有“天赋权利”。在斯密看来，自由的可贵之处是它能带来更好的公共利益。这种“好”并不是完美。斯密没有设想一个全都是甜美和光明的社会，他没有去描绘一幅“神圣之城”或“德善之地”的蓝图。斯密的“好”更接地气。
他认为真正的公共利益（真实的国家财富）有赖于物质富足的世界。生产的目的是消费。消费更多更好的产品就是享受富足，正如他在格拉斯哥大学教室里所讲的，是一种福祉。通过人们基于自身利益判断采取行动，是最有效的实现方式。而这些利益并不只是为自我服务。正如《道德情操论》开篇所述，人类“天性中存在一些本性”，会无私地把别人的幸福看成自己的事。然而，他的著作所努力构建的，并不是以道德为基础否定追求个人自身最大利益的作用。
“经济学”事务——提供生存所需资金的组织框架——本身就具有价值。这是一项有价值的任务，关系到人类能够过活，不落入悲惨贫困之境。努力让人类摆脱贫困是一件崇高的事。这种努力本身就建立在正义、人道、正直和守法等道德价值框架内。它们同对称颂的渴求一起，为法律规则真正得以执行提供了支撑，是自由的保障。自由同富裕一样是一种福祉。
斯密遗留的思想财富就在于把富裕同自由结合在一起。
本文深入剖析了亚当·斯密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从他在纸币上的肖像引出其思想在不同时代的影响。探讨了他对后世经济学家的多方面影响，以及他遗留的思想财富，即把富裕与自由相结合，强调了经济活动与道德的紧密联系，为理解现代经济学和自由主义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视角和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