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围绕中国扶贫搬迁项目中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展开，介绍了搬迁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潜在负面影响，讲述了研究团队的调研情况及发现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建议。
今年2月，《柳叶刀 – 儿童青少年健康》在线刊登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团队的重要研究——《促进我国经历扶贫搬迁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该研究指出，为了消除绝对贫困，我国政府在2016年至2020年期间推行了公众自愿参与的扶贫搬迁项目。在这5年时间里，全国新建了大约3.5万个安置社区，超过960万贫困农村居民得以告别恶劣的生活环境，搬迁到条件更优、机会更多的地区，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不过，研究特别强调，经历了搬迁的青少年群体，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需要得到优先关注。
过往的研究已经表明，生活环境的改变很可能会打乱青少年原有的社会网络、学校系统和社交圈子，使他们在适应新的文化和社交规范时面临重重挑战。比如，一些青少年在更换学校后，孤独感会明显增加，学业压力也会随之增大，进而引发一系列心理健康问题。
搬迁究竟会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搬迁青少年群体的心理健康又该如何守护呢？在这篇论文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带着这些疑问，记者专门采访了文章的共同作者们。
搬迁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潜在负面影响
陆林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解释道：“生活环境改变可能会增加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风险。”搬迁对青少年，尤其是第一代搬迁者心理健康的潜在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社交网络的中断。青少年原本熟悉的社交圈，像朋友、邻居、亲属等关系，会因为搬迁而被打破。而重新建立新的人际关系需要时间，这种突然出现的“社交断层”很容易让青少年产生孤独感，并且缺乏归属感。特别是第一代搬迁者，他们在新社区没有既有的社会支持网络，还可能因为语言、习俗的差异而遭遇社交排斥，这无疑会加剧他们的心理压力。
其二，学校系统与文化适应压力。搬迁之后，青少年需要去适应全新的学校环境、教学方式以及同辈群体。此外，城乡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比如价值观、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不同，可能会导致青少年出现身份认同冲突的情况。部分青少年甚至会因为自己的“农村背景”而感到自卑。
其三，家庭环境的不稳定性。第一代搬迁家庭通常会面临经济转型的压力，例如从务农转向非农就业。父母在适应新的生活和工作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困难，这间接影响到家庭氛围。如果父母因为生计压力而减少了对子女的情感支持，那么青少年的安全感就会进一步被削弱。
陆林认为，孤独感、身份认同冲突、学业及文化适应压力等问题，可能会对搬迁青少年的学习动力、自信心、学习效率和学习态度产生不良影响，最终影响到他们的学习成绩。而搬迁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长期影响，可能表现为情绪问题（如焦虑、抑郁）、社交困难和低自尊等风险的增加。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及时干预，很可能会延续到成年，进而影响他们的人际关系、职业发展和家庭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搬迁还可能带来跨代际影响。例如，家庭互动模式（如情感疏离）可能会影响后代的心理发展；早期逆境也可能通过生物机制增加后代对压力的敏感性。
解决“有设施缺服务”的难题
《促进我国经历扶贫搬迁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共同作者、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2021级本科生王静来自我国西南山区的一个村庄。高中毕业后，他从条件落后的村庄走进了首都的一流高校，这段经历让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心理冲击。他说：“北京是一个所有人都向往的地方。我进入北大就读后，一下子见到了很多先进的东西，新的生活环境和学习方式让我在适应过程中感受到很大的困难和挑战。”
在老师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下，王静逐渐适应了新环境。他意识到家乡的孩子也需要有人为他们打开通向外界的窗户，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未来的大学生活。大二下学期时，王静选修了北京大学护理学院刘佳佳副研究员开设的心理团体课，并向刘佳佳表达了希望通过科研的方式，为家乡的孩子们提供更具规范化和科学性的心理援助的想法。令他惊喜的是，刘佳佳当即表示支持。
2024年暑期，在北京大学护理学院党委及团委的支持下，刘佳佳带领学院的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一行十余人，来到王静的家乡开展调研。
刘佳佳告诉记者，到达当地后她发现，搬迁到县城的孩子们安置得很不错。他们住进了楼房，居住社区和学校中的各类设施甚至比普通社区还要好，入学问题和家长的就业问题也都得到了解决。当地还为社区配备了专门的青少年活动中心，里面设有架子鼓、乒乓球台、棋类和图书等设施。刘佳佳认为，这些设施能够帮助孩子缓解压力，对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很有帮助。
刘佳佳团队考察了当地的一所学校，这是一所融合了搬迁孩子和本地孩子的学校，包括小学部和初中部。刘佳佳看到，学校里设有一间心理咨询室，配备了专门的心理老师，需要心理帮助的学生可以预约心理老师在这里进行心理咨询。这位心理老师是一位在外地求学后返乡报效桑梓的年轻人，具有心理学相关的专业背景。心理咨询室里还配备了一些心理学相关的书籍，老师和学生们都可以取用。
然而，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刘佳佳指出，例如社区的青少年活动中心目前仍欠缺心理健康方面的内容设置。当地开设社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是一项非常领先的举措，希望将来在此基础上组织一些提升青少年心理健康素养的活动，但当地的志愿者老师在这方面的能力还相对不足。
此外，学校虽然开设了心理咨询室，配备了心理老师，但却没有开设规范化的心理课程体系，也缺少完整规范的心理教材。这也是很多学校共有的问题，即各个学校的心理课程大多由心理老师自己设定，没有统一的教材和教学大纲，也缺少科学的评估工具对效果进行评价。尤其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学校来说，为孩子们开设科学有效的心理课，确实有些力不从心。
家长是青少年心理发展的第一支持系统
陆林告诉记者，尽管既往研究对于环境改变对青少年的心理影响已有论证，但并不能就此认定经历过搬迁的青少年一定会因此而出现心理问题。
刘佳佳补充说：“我们没有获得这方面的数据，因此不能想当然地得出结论。我们需要利用科学的、标准化的心理测量工具，对这些孩子进行全面筛查，并定期随访，记录他们心理变化的轨迹，才能了解这些孩子是否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抑或存在相反的可能性。发表这篇文章的初衷，一方面是向国际社会介绍扶贫的壮举，以及相关部门在此过程中为维护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作出的努力；同时也希望吸引更多的资源，共同促进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我们团队也愿意持续提供科学的指导，在相关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下，帮助更多孩子。”
但不容忽视的是，目前经历易地搬迁的孩子有很大一部分是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大多在外务工，这些孩子的生活起居由家里的老人照顾，因此普遍存在家庭支持系统缺失的问题。
陆林表示，家庭在青少年心理健康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家长是青少年心理发展的第一支持系统，他们的情感支持、沟通方式和教养方式直接影响孩子的心理行为表现。然而，当前一些搬迁家庭因自身面临经济转型与文化适应挑战，同时缺乏心理健康知识和资源，未能充分关注子女在搬迁过程中的心理适应问题及其他情感需求，缺乏足够的支持，甚至因代际冲突加剧了这一群体的孤独感。
对于安置社区的留守儿童和青少年的家长来说，成为孩子的心理支持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对此，刘佳佳建议，当地政府与社区可合作开展“家长赋能计划”，例如定期举办亲子沟通工作坊，教授家长使用正确的沟通技巧，识别心理症状风险信号。同时，可为家庭提供“心理支持工具包”，包含适应期常见问题应对指南、本地资源导航手册及紧急联络渠道，帮助家长在有限资源下构建支持性家庭环境。
经过近一年的前期调研筹备，2024年7月，“北京大学思想政治实践课教育基地”正式在王静的家乡落地。刘佳佳表示，团队将持续思考如何为当地儿童和青少年提供长期性、有组织的心理支持。
刘佳佳向记者透露，团队计划利用寒暑假，在当地有关部门的监督指导下，开展走访和调研，了解更多情况，对接适合的心理课程资源，为当地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每个孩子都应享有同样的成长机会和心理支持，以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刘佳佳说。
本文围绕扶贫搬迁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展开，介绍了搬迁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多方面负面影响，包括社交、学习、家庭等层面，也讲述了研究团队的调研发现，如社区和学校在心理健康服务方面存在“有设施缺服务”的情况，同时指出家庭支持的重要性及当前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建议。旨在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关注扶贫搬迁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为他们的健康成长提供支持和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