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聚焦近年来投行从业人员的职业转型现象，深入剖析了投行人转型的不同路径，如考公“上岸”、跳槽至上市公司等。同时，详细阐述了投行业务萎缩、监管从严、限薪令等促使投行人转型的因素，并对投行业务的未来转型方向进行了展望。
在当今金融领域的发展进程中，投行从业人员的职业转型现象正逐渐成为备受瞩目的焦点。从曾经在投行领域叱咤风云的专业人士，转身成为公务员队伍中的一员；从手握保荐大权的代表人，摇身一变成为上市公司的高管。这一系列看似跨度巨大的职业选择背后，实则折射出投行业务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迁，以及从业者们在现实面前所面临的重重挑战。
投行人的“上岸”与“逃离”
2025年3月31日，财政部公布了2025年度拟录用公务员名单，其中有一位名叫魏欣的拟录用者格外引人关注。魏欣来自光大证券的投行部门，此次拟任职于财政部上海监管局。其实，魏欣的例子并非个例。此前，中信证券的保荐代表人马梦琪也成功“上岸”，拟任职于北京朝阳区发改委综合管理岗。投行人选择投身公务员职业，一方面是出于对职业稳定性以及未来职业发展的综合考量；另一方面，这也与当下投行业务的不断萎缩有着密切的关联。
除了通过考公的方式“上岸”之外，投行人“逃离”投行还有另一种常见的方式，那就是跳槽至上市公司。相关数据显示，自2024年以来，已经有52名投行从业人士前往上市公司任职。例如，福斯达聘任了曾在浙商证券投行部任职的黄正杰担任财务总监；广联航空则聘任了曾任职于海通证券投行部的王梦勋为副总经理。这些案例充分表明，投行人的职业转型已经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路径，而是朝着多元化的方向不断发展。
投行业务的断崖式萎缩
投行人纷纷进行职业转型的背后，是投行业务出现的断崖式萎缩。2024年，A股IPO数量仅有100家，与上一年相比减少了213家，降幅高达68.05%；募资总额为673.53亿元，同比下滑了81.11%。与此同时，IPO市场还出现了“撤单潮”，撤否企业数量达到436家，同比增长了49%。投行业务的这种萎缩态势，直接导致了从业人员的收入大幅下降，同时也使得他们面临的执业风险显著增加。
此外，监管环境的从严从重也进一步加剧了投行人的执业压力。2024年，中证协发布了修订版的《证券公司投行业务质量评价办法》，将撤否率作为重要的评价指标。多个撤否项目被查出存在问题，相关的保荐机构及保代也收到了罚单。执业风险的不断增加，使得投行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职业选择。
限薪令与职业稳定性
限薪令的实施，对投行人的收入水平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对于高阶投行人来说，项目提成的大幅缩水使得他们的收入受到了较大的冲击。相比之下，上市公司高管所享有的股权激励措施，以及公务员职业所具有的稳定性，成为了吸引投行人转型的重要因素。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3月30日，证券从业人员数量为32.83万人，与上一年相比减少了2.03万人，降幅达到5.83%。这一趋势表明，投行人的职业转型不仅仅是个人的选择，更是整个行业生态发生变化的一个微观映射。
投行业务的转型与未来
投行人的职业转型，本质上是整个非银金融行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一个缩影。随着注册制的不断深化以及产业投行的逐渐崛起，金融人才的价值将更多地体现在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上，而不再仅仅取决于IPO项目的数量。
未来，投行业务的转型将更加注重专业化与差异化。投行将从以往注重项目的“可批性”，逐步转向关注项目的“可投性”；从单纯的“通道服务提供商”，转变为“综合金融服务商”。在这个过程中，投行将面临更高的执业标准，同时也将拥有更广阔的业务空间。对于从业者而言，如何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把握结构性机会，将成为实现职业长青的关键所在。
综上所述，投行人的职业转型，既是个人为了自身发展所做出的选择，也是行业变迁的一种必然结果。在业务萎缩与监管趋严的双重压力下，投行人正通过多元化的路径积极寻找新的职业方向。这一过程，不仅揭示了投行业务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也为金融人才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
本文围绕投行人职业转型展开，介绍了投行人考公、跳槽至上市公司等转型路径，分析了投行业务萎缩、监管从严、限薪令等转型原因，指出投行业务将向专业化与差异化转型，投行人职业转型是个人与行业发展的共同结果，为金融人才发展提供了新思考。
